从“末端救火”到“源头防控”，多地探索噪声治理精细化路径

深夜施工轰鸣、广场舞音乐、改装车“炸街”……这些家长里短的烦恼，正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民生考题。《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(2026)》显示，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噪声投诉总件数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。噪声污染已是亿万群众身边最具体的烦心事。

一夜安眠——必须答好的“关键小事”

从指标看，我国城市声环境总体良好。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稳定运行，昼间、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3.3%和87.8%。但达标率较高与投诉量持续增长并存，说明噪声治理不能只看监测报表。同样的声音，白天可能只是背景音，夜间却令人难以入睡;连续稳定的声音容易监测，突然的撞击声、低频振动和反复启停的设备声，未必能被平均数反映。区域性监测结果与个体化生活感受之间的差异，背后是群众对宜居生活的需求升级——从“没污染”迈向“更舒适”。

不同于工业噪声“超标就罚”的路径，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噪音频繁且长久，对治理方式提出更高要求。在上海，一套噪声投诉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已运行两年：每月从12345热线、110接警平台全量归集数万件噪声投诉，按类型、区域梳理，把重复投诉5次以上案件作为重点攻坚件，持续调度、督办和复核。机制推行当年，全市噪声投诉量同比下降17%，“治理资源真正沉到了群众最关心的具体问题上”。

给“烟火气”装上“消音器”

城市不能没有声音和烟火气。沿街商铺喇叭叫卖、深夜排档、特色夜市，承载着无数摊贩生计，也点亮夜间经济。然而当“买卖声”溢出边界，便成周边居民的“紧箍咒”。

《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禁止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招揽顾客。但基层执法中，一味罚款、强拆易激化矛盾，也可能伤了小微商户的生活底气。真正的精细化治理，是让每种声音在合适时间、空间里“降调”运行。

上海闵行区莘庄镇莘松街区曾因噪音扰民频上热搜，如今成了“静音模范地”。除普法外，基层网格员帮商户想替代方案——推广电子显示屏、手写板和线上团购群等“无噪宣传”方式。“以前商户和居民为声音‘对着干’，现在坐在一起想办法，成了‘合伙人’。”一位网格员说。

广州花都田美夜市是全国最长潮汐式宵夜特色街，采用“白天通车、晚间摆摊”运营，严格实行22点后静音经营，全面关停背景音乐，严控喧哗。精细化管理下，该夜市常规周末日均客流量超2.5万人次，月均投诉仅2宗。

福建武平县对28处广场舞活动点逐一排摸，与团队协商时间和音量，把“60分贝”称为白天“快乐线”，“50分贝”称为夜晚“温柔线”。上海黄浦区“日咖夜酒”街区推出“红黄绿灯”分级管理制度，引导行业自律，在活跃夜间经济与保障居民安宁间找到平衡。

用“源头防控”告别“九龙治水”

噪声治理难，难在污染源分散、涉及部门多。工业、建筑施工、交通运输、社会生活四类噪声分属不同主管部门，仅社会生活噪声就牵扯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城管、房管、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，还离不开街道社区调解。权责边界模糊，易让群众投诉陷入“都管又都管不好”的困境。

法治建设是破局根本。从2022年噪声污染防治法实施，到生态环境法典将噪声污染防治纳入其中，顶层设计不断完善。目前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全部明确噪声污染防治部门职责分工，跨部门联动提升协同监管效率。新修订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八十八条首次引入行政拘留措施，对屡教不改、恶意扰民行为，实现从警告加小额罚款到拘留加高额罚款的质变，极大提高违法成本。

从“末端救火”转向“源头防控”，正成为各地构建“安静城市”更长效的治理路径。越来越多城市把噪声管控嵌入国土空间规划，避免布局不合理留下先天隐患。上海通过轨道交通等专项规划环评，在选址选线阶段避免下穿居民区、预留主动降噪措施;探索将噪声管控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把居民区退界等要求融入区域规划;严把准入关，在项目环评中落实声屏障、低噪声路面和轨道减振降噪措施。

数字化手段也在助力。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稳定运行，首次实现自动监测替代手工监测。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，各地持续推进监测网络构建，为城市规划、质量研判、污染溯源提供数据支撑。

“安静城市”从不是打造无声城市，而是让每种声音都有边界、有秩序，让安居权利与发展活力各得其所。降低的分贝，体现城市治理温度，托起千家万户的安宁生活。